商铺依然有人进进出出，只有街边的几个小摊，摊主在那里不停叫卖着。声音格外的清晰，连路过的车辆的噪音也未能覆盖他们的叫喊声，那声音是那样的各具特色。

警察局行动科长想了一会后，便拿起电话给特派员打电话。他请示特派员，是否将警察局行动科的人撤出调查站，让调查站的人自己去担任安保任务，反正警察局行动科的人在那里也起不了大的作用。

特派员听出警察局行动科长的话里带有某种情绪，便劝说他，一切要以大局为重，怎么也计较这些小事来呢？调查站自己内部的事情他们可以自己处理，但有些事情，是他特派员安排的，就由不得他们了。

特派员要求警察局行动科长不要有这种想法，人员暂时还在调查站执勤。警察行动科长又说他们的人留在那里，那引起调查站的误会，影响双方的团结，不利于党国的事业。

特派员告诉他，这些不由他担心，他自有安排，不存在他说的那种情况。警察局行动科的人也是执行上级命令，为了党国的事业。调查站的人也会想得通，但为了他们自身的管理，制订一定的制度，也是情理之中，不必计较。

警察局行动科长见特派员这样说，也不想再说。他说这些只是给特派员一些压力而已，其实他的本意并不是想撤出人员，想进去都难，何谓撤出呢！

他只是想以这种办法减轻自己的责任而已，万一调查站那边有什么事情发生，到时别怪是警察局行动科的人所造成的便行了。

他自己以后也不想再去那里了，免得自取其辱。调查站的人可不管他是哪里的官员，只要不是他调查站的人，他们都得一视同仁，严格管控，该怎样的还是怎样。

这些都可以暂时无须思虑。重要的是刚才那份电报的内容，让警察局行动科长十分重视。这是项新任务，可是执行起来十分困难。

警察局行动科长本是平民出身，其家也在遥远的上海。他是警察局局长带过来的，听说在上海那边就跟着警察局局长干事了。警察局局长调至海安城时，别的什么人都未带，而唯独要求带他过来。

局长对他的器重胜过任何人，行动科长对局长也是十分尊敬，甚至将其当成父亲看待了。在行动科长的内心，如果没有局长当初在上海将其纳入麾下，他可能还在那里做苦工。

虽然父母是个小商铺的店主，一家也可以勉强生活。但由于母亲常年有病，一个小商铺的生意难以维持。

他参加了工作，有了薪水，家庭生活才有所改观，母亲的病经过治疗也得以控制。可以说从此家庭发生了天翻覆地的变化。

跟随局长来海安城，当初行动科长还有所想法，总觉得离开父母太远，无法照顾他们，本不想来。可局长跟其说了，如果不跟他走，他可能会被人清走，有可能在警察局呆不下去。

那样，他家里又将恢复到以前的那种窘迫的状态。而母亲也反复劝慰，说自己现在好子很多，无需他成天陪着。男儿应当志在远方，不能太儿女情长，做自己的事去，父母自有办法。哪位父母不愿自己的孩子有出息，而成天守在自己的身边呢！